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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2019-01-11 08:17图文来源:南京日报

《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跨学科攻关,解密千年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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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报恩寺遗址公园。

七宝阿育王塔。南京市博物馆供图

大报恩寺遗址南区出土的明琉璃造像残件。

大报恩寺遗址地宫出土的鎏金银椁。 

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内保存的考古遗址。

【前言】

前不久,《南京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填补了我市在这一项目考古学方向的空白。前后历时11年的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取得了哪些重要收获?此次被作为重大项目立项,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近日,记者采访了该项目首席专家、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祁海宁。

探明大报恩寺建筑布局

首次发现建塔鹰架遗存2007—2018年,为配合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建设,我市考古部门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总发掘面积达4.6万平方米,是我国迄今考古发掘面积最大、整体揭示最为清晰的佛教寺院遗址,2011年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考古收获】

祁海宁告诉记者,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历时11年,取得了极为重要的考古收获,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掌握了大报恩寺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发现了上至战国、下至明清各个时期的代表性遗迹遗物,用实物证据完整阐释了该遗址的历史发展过程。 

二是全面揭示了明代大报恩寺的各个主要建筑和总体布局,明代皇家寺院的原有面貌得到了充分展示。目前,寺院北区几乎所有的重要建筑,包括中轴线上的香水河至法堂,以及中轴线两侧分布的御碑亭、轮藏殿、伽蓝殿、画廊等,全都得到了科学有效的发掘和保护。寺院南区的藏经殿、方丈室两组大型配套设施也全部得到发掘。 

三是成功发掘了始建于北宋的天禧寺圣感塔地宫,出土了以“佛顶真骨”舍利为核心,以七宝阿育王塔为代表的佛教遗物。地宫中发现了众多文字材料,为研究宋代天禧寺补充了大量第一手史料。 

四是在宋代塔基的外围发现了内外四层、直径达78米的明代建塔鹰架(脚手架)基础。这是我国首次在地面上发现的鹰架遗存,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史、尤其是建塔技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五是发现了疑似东晋时期长干寺古阿育王塔地宫,很可能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地宫之一,对于我国早期佛塔地宫形制与演变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六是本次发掘出土各种质地的遗物2万余件,上至战国、下至明清,大多与寺院建筑和生活密切相关,为深入了解大报恩寺及其前身寺院的实际情况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 

【课题意义】

充分阐释遗址内涵

为打造文化地标提供学术支撑  

新发现与新收获作为课题成果公布后,将为中国佛寺考古、皇家寺院研究、古建筑、古陶瓷、佛舍利供养等多个领域提供重要资料。

祁海宁表示,历时11年的考古发掘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审视遗址研究的现有成果,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历时11年的考古发掘资料没有得到全面系统的梳理,已刊布的考古发掘成果都是以简报形式发表,仅涉及塔基、地宫、部分古井等遗迹,对于遗址南北两区已发掘的明代大报恩寺重要建筑,以及更早期的宋代天禧寺房屋、道路、护坡,还有六朝时期的僧舍、古井、墓葬等全未涉及,远远不能反映11年来考古工作的全貌。此外,过去对遗址历史的研究主要依靠文献资料,对于考古发掘提供的新实物证据和文字材料重视、整合不够,很多已经可以解决的历史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的回答。

为此,《南京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将以系统整理大报恩寺遗址11年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为基础,全面收集与该遗址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前人与当代的研究成果,同时运用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从实物与文献两个方面互证互补,全面介绍大报恩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揭示该遗址的历史发展过程,重点揭示其作为明代皇家寺院时期的各方面情况,充分阐释大报恩寺遗址在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史、中外文化交流上的重要地位。 

祁海宁表示,大报恩遗址考古发掘的新发现与新收获作为课题成果公布后,将为中国佛寺考古、皇家寺院研究、古建筑、古陶瓷、佛舍利供养等多个领域提供重要新资料,同时也将把大报恩寺和佛教文化的历史与南京城市发展的深刻联系阐释清楚,为大报恩寺与牛首山两座遗址公园夯实内涵、丰富展陈、讲好故事,进一步发挥南京文化地标作用提供强大支撑。

【突破方向】

跨学科“联合作战”

专家团队攻坚四大子课题  

围绕“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大报恩寺遗址历史研究”“大报恩寺遗址出土明代琉璃研究”与“大报恩寺遗址出土舍利研究”这四大子课题,将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课题研究,是一次跨学科的“联合作战”。承担考古发掘任务的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牵头,联合南京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故宫博物院三家单位,围绕“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大报恩寺遗址历史研究”“大报恩寺遗址出土明代琉璃研究”与“大报恩寺遗址出土舍利研究”四个核心子课题,对大报恩寺遗址进行系统、深入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 

“大报恩寺遗址年代跨度长、内涵丰富、建筑独特,发现的历代遗迹近百处,出土遗物总量达2万余件,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开展合作研究。”祁海宁表示,该课题会集了国内考古、历史、古建筑、佛教、陶瓷等各领域专家,将通过多学科合作,全方位提取、分析、整合信息,使各参与学科、各子课题相互借鉴、支持,共同创新与完善。 

其中,“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子课题由市考古研究院负责,以11年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进行整理和研究,全面细致地刊布考古发掘资料和科技考古数据,以实物数据揭示大报恩寺各个时期的基本面貌和特征,为其他子课题的开展提供基础数据和材料。 

“大报恩寺遗址历史研究”子课题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大报恩寺课题组负责,以中外历史文献材料为主,以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为重要补充,按照史学研究的要求,全面梳理、阐述和考证大报恩寺及其前身诸寺院的基本情况、发展过程、重大事件、历史作用与地位。 

大报恩寺遗址共出土1.6万件明代琉璃标本,种类十分丰富,不仅有宫殿建筑通用的脊砖、脊兽、板筒瓦、滴水、勾头、花砖等,还有寺院建筑特别是大报恩寺特有的须弥座台基构件、琉璃塔拱门、栏板、斗拱构件等,是研究明代琉璃制造工艺、皇家寺院建筑和装饰艺术极为难得的实物材料。 

“大报恩寺遗址出土明代琉璃研究”子课题由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琉璃研究专家王光尧负责,将对遗址出土的明代琉璃标本进行类型学分类研究和建筑艺术价值研究,科学化揭示明代琉璃技术内涵,研究明代琉璃产地及官作琉璃生产技术在明代早中期传播发展轨迹和普及概况等。 

“大报恩寺遗址出土舍利研究”子课题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马清林负责,一方面对大报恩寺历史上曾经供奉的刘萨诃佛舍利与玄奘顶骨舍利的发现、入藏、外迁与分供情况,进行详细考证与梳理;另一方面对此次考古出土的舍利逐一介绍,考证其来源、传播路径、捐赠与供养情况等。同时以大报恩寺遗址历代舍利供养情况为主干,探讨舍利信仰、舍利供奉在大报恩寺历史地位形成、佛教文化传承和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延伸阅读】

佛脉传承千年,成历代舍利汇聚之地  

大报恩寺前身最早创建于东吴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国南方后出现的首批寺院之一,其后历经两晋、南朝时期的长干寺,北宋至明初的天禧寺,明清时期的大报恩寺,1800余年传承不绝,是中国南方历史最为悠久、传承最为有序的佛教寺院。 

到了明代,大报恩寺成为当时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皇家寺院。大报恩寺及琉璃塔的故事和形象,曾被西方传教士、使团广泛传播,在西方引发震撼和轰动,对16—17世纪欧洲“中国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成为中国多份重要佛舍利和高僧舍利的汇聚之地,先后供奉过佛祖真身舍利和发、爪,佛顶骨舍利、玄奘顶骨舍利等多份重要舍利,在海内外佛教界具有重要影响。 

东晋孝武帝时期,高僧刘萨诃在长干寺掘出佛真身舍利和发、爪等物,长干寺由此被确立为东土十九份真身舍利瘗藏地之一,该舍利后被分为两份,于隋、唐时期分别外迁至长安日严寺和镇江甘露寺。甘露寺舍利于1960年经考古发掘出土,现藏于镇江博物馆。 

北宋时期,高僧可政于终南山紫阁寺获得玄奘法师顶骨舍利迎回金陵,在天禧寺建“三藏塔”供奉。该舍利于1942年遭侵华日军盗掘出土,后被分供至世界各地,目前在中国的南京、成都、台湾,以及日本、印度皆有供奉,在世界范围有重要影响。 

新的考古发掘在北宋长干寺地宫内发现了13份舍利,包括佛顶真骨舍利1份、感应舍利1份、诸圣舍利10份、螺子舍利1份。更重要的是,在地宫中还发现了大量文字材料,包括石刻碑记、金银器物上的錾刻铭文、丝织品上的墨书发愿文等,为舍利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比如,佛顶骨舍利被明确记载为“施护佛顶骨”,施护为北印度来华的著名高僧,受宋太宗、真宗重视,在开封主持译经。分析施护的经历,可以推断出佛顶骨舍利的来源与传播路线。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冯芃摄

寒夜食粥 

□薛钝庵

岁暮天寒。 

清人王永彬言:“寒夜围炉,田家妇子之乐也。”冬夜漫长,围炉对坐,一茗一酒,一粥一饭,或须眉欢然,或默默无言,虽然室外飞雪凝霜,长夜漫漫,室内却是温暖如春。 

春秋战国之前,古人度寒,用以敲冰煮雪的器物,多为鼎或者鬲。 

鼎有三足,其下可燃柴薪,其内可煮肥鲜,是上古版的火锅。鼎一般体积较大,多为青铜或铁铸制,非大富大贵之家所不能置办。钟鸣鼎食也就成了门第和身份的象征。 

退而次之,是多用陶土烧制的鬲。其体积较小,亦有三足。朱门酒肉臭,贫家多赖食粥以充饥,所备者亦鬲而已。故而,“鬻”字从鬲从粥,其本义为煮粥,后世引申为“卖”。昔时,每遇荒年,多有鬻子卖女之人,何其悲乎。 

食粥以糊口。《史记·孔子世家》就有“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之说,稠者为“饘”,稀者为“粥”,相比而言,稠厚的“饘”更为抵饥。东汉人樊宏至孝,家贫无以为炊。光武帝听说后,就派小宦官送去饘粥。清代,官府于隆冬时节会在城郊设粥厂,施粥赈济。据说,粥碗须插筷不倒,才算过关,此亦“饘粥”的本意。 

“半夜不眠听粥鼓”,可见寒夜枵腹之难耐。陆游诗云:“披衣起坐清羸甚,想象云堂缹粥香。”“缹”是煮的古字,也有一种说法是将米、菜共煮。风雪夜归之人,拂尘掸雪,拢上一炉柴火,将碎米、杂菜齐齐倾入锅内,片刻煮沸,急急食毕,则饥寒俱解。 

魏晋时期,又有豆粥。刘义庆在《世说新语》里说,豆子不易煮烂,须先煮熟碾末,客人到后,“作白粥以投之”,唾手可得。此说后被采入《晋书·石崇传》,成为豪门权贵斗富的逸闻余觞,早已远离了食粥的本意。 

在那个粮食凭票供应的年代,母亲常做大麦粥,待米汤滚沸,投以大麦碎屑,米、麦掺和,可以节省一些粳米。麦饭、麦粥,原本就是古代野人农夫的日常之食。颜回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苏东坡闻故人至而“急扫风轩炊麦饭”。古君子之风,每每流露于粗茶淡饭之间。 

过去,用麦芽熬煮成糖,谓之饧糖,掺入白粥,是为饧粥。每至农历腊月初八,以米、豆、枣、栗合水煮熟,又加杏仁、花生、榛实及红白糖,此种饧粥,便是“腊八粥”了。而每年的腊八日,寺院皆须煮粥供佛,故而,腊八粥又称“佛粥”。 

腊月初八这一天,毗卢寺总要煮上百斤腊八粥。男女老幼围炉分食,祈福祈寿,笑逐颜开。 

一瓯粥尽,春意渐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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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5-84686260

作者:朱凯责任编辑:巢宸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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